隆冬时节，陕北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的简史陈列室里，一张张四十年代延安的老照片，让记者怦然心动。彼时的延安，活脱脱一个穷乡僻壤里的乡村图景，裸露的黄土，歪斜的建筑，破败的窑洞。回到现实，老旧的遗址外，是林立的高楼，喧闹的车水马龙，恍惚间早已换了人间。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而这个眼前繁荣发展的新延安，不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成立之初就奋力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吗？

长征的落脚点抗日的出发点

最近，在延安市老城区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里，刚刚放假的大学生结伴来到这里社会实践，调研学习那段80多年前的红色历史。在这座展陈面积4000平方米，展线总长1000多米的纪念馆中，记者看到，这里通过多种现代化展现手段，真实展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壮大的战斗历程，全面展现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陕甘宁边区人民创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奋斗历史，及其在领导边区人民支援解放战争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走进纪念馆宽敞的大厅，迎面镌刻着毛泽东同志那段精辟的论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北已经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

落脚点，来之不易。红军长征时，陕北是个“红色岛屿”，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如火如荼，随后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并建立苏维埃政权。浓烈的革命氛围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各路红军的到来培厚了土壤。经过苦苦追寻，红军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陕北为长征路上的红军树立起落脚的路标。正如当时红军喜爱的歌曲《到陕北去》唱的那样：“迅速北进……消灭敌人争取群众，巩固发展陕北红区，建立根据地。”

出发点，开启新程。在黄土地上追寻长征足迹，陕北窑洞里诞生一项项影响深远的决策。面对国家存亡、民族危难，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鲜红旗帜，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长征北上，抗日救国，红军在陕北落脚，又从陕北出发，“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长征胜利后，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中心，一大批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发展起来。

“南梁地区是陕甘两省三县交界之处，是国民党统治特别薄弱的地方，处于子午岭林区，山大沟深，森林茂密，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是一个打游击战的好地方。”南梁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刘玉郝说。

在广袤的西北地区，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根据地军民相继开辟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他们先后发动兵变、起义70多次。仅南梁革命纪念馆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600多位，还有无数革命先烈，青山埋忠骨，没能留下姓名。

“陕西共产党人崇高而坚定的信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以及党的坚强领导，是西北革命根据地最终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的最直接原因。”陕西省科协副主席、渭南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丁德科说。

践行群众路线促进边区发展

谈起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程，南梁革命纪念馆馆长夏世鹏说道：“1927年7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之后中共陕西省委和地方党组织先后领导和谋划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旬邑起义等重大武装斗争，被称为陕西三大农民起义。特别是1927年10月爆发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渭华起义是陕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武装起义。1928年4月中旬，中共陕北特委正式成立，统一领导陕北各地党组织和共青团。”

此后，1933年3月8日，为了加强党对创建军队和苏区的领导，根据陕西省委指示，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领导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并先后创建、扩大和发展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夏世鹏表示，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华池县南梁荔园堡召开，选举出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

“在代表选举的过程中，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层层民主选举，产生了一百多位工农兵代表，保证了代表的基层群众性。由于选出来的代表很多不识字，为了保证代表的选举权，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的选举中采取了‘投豆’选举的办法。”华池县党史办公室主任齐勇进解释说，“投豆”选举就是在被选举人的背后放一个碗，大家都发一颗豆，大家信任哪个人，就把这个豆放在碗里面，最后按照碗里豆的多少来任命谁当选。

“投豆”选举这种看似简单但是政治含义十分深远的选举方式，使广大贫苦民众能够选举出他们信得过的人来组成基层政权。当年老百姓的歌谣唱得好：“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做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由广大民众“投豆选干部”，由他们选举自己信得过的人当干部，正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对中国独有的基层民主模式的积极探索。

经过六天的会议和选举，刘志丹继续担任军委主席，习仲勋当选政府主席，于1934年11月7日举行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并从根据地实际出发，制定和颁布了涉及土地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十大政策，建立南梁集市，鼓励贸易，促进边区发展，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1935年，国民党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通过武装斗争击退了敌人的进攻，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壮大。

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过程中，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以瓦窑堡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有23个县上百万人口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这为红军长征在这里落脚奠定了基础。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肃省哈达铺，在报纸上看到了对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报道，得知了陕甘两省的革命活动，最终，在榜罗镇会议上决定将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80多年前，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西北角，探索执政经验，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逐渐形成了以“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主要内容的南梁精神。

“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历经磨难和挫折而不败，除了道路正确之外，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真心诚意的拥护支持，是一个重要原因。”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吕建荣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伟大开拓者和坚定践行者。

在当年的陕甘边区，习仲勋把走群众路线当作每个干部的行动准则。为了让边区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他带头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什么时候抛弃了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失败”，和群众在一起“就像鱼回到水里”……正是党群之间的鱼水深情，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落脚于陕甘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群众条件。（光明日报记者 张哲浩 杨永林）